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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凯旋门（提图斯拱门）面板复制品，来自贝塔哈特福索斯，展示耶路撒冷神庙的战利品 / 维基共享资源 散居： “种子的播撒”——被迫或被诱导离开传统家园的民族或族群。最著名散居民族就是犹太人。 引言 “散居”（古希腊语，διασπορά——“种子的播撒”）一词指被迫或被诱导离开传统家园的任何民族或族群，以及这些民族和族群的流散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发展。它特别用于指犹太人，他们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散居民族生活的。 1926年波兰的一个犹太社区 / 维基共享资源 展开剩余90%犹太散居始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的征服，当时以色列人先是被迫从北部的以色列王国流放到亚述，然后从南部的犹大王国流放到巴比伦。尽管有些人后来返回了犹大，但在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时期，犹太人继续在其他地方定居。在亚历山大、小亚细亚和巴比伦等地区出现了主要的犹太散居文化中心。公元70年犹太人起义后，随着第二圣殿被毁以及随后的巴尔·科赫巴起义，犹太人再次被大规模驱逐出圣地。从公元2世纪中期开始，散居成为犹太人的常态，直到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如今，大多数犹太人仍然是散居民族。 由于战争、迁移计划、经济困难、自然灾害和政治迫害，许多其他民族和宗教群体在当代也处于散居状态。因此，如今人们常常提到非洲散居、穆斯林散居、希腊散居、韩国散居、西藏散居等。散居民族由于接触其他文化，常常在拓宽其祖国人口的视野方面发挥作用，增加了多元主义和容忍的可能性。 犹太散居 概述 犹太散居（希伯来语：Tefutzah，“散居”，或Galut גלות，“流放”）是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被驱逐、自愿迁徙以及在以色列以外的土地上皈依犹太教的结果。这个词最初被古希腊人用来描述一个主导城邦的公民移居到被征服的土地上，目的是进行殖民，例如那些殖民埃及和叙利亚的人。最早将这个词专门用于犹太流亡者的用法出现在《七十士译本》的《申命记》28:25中：“你将成为全地诸国的散居。” 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的毁灭标志着犹太散居的早期阶段 / 创意共享 公元前722年，亚述人在沙勒曼尼五世的统治下征服了北部的以色列王国，许多以色列人被流放到亚述的呼罗珊省。从那时起，2700多年来，波斯犹太人一直生活在今天伊朗的领土上。 公元前588年，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二世推翻犹大王国后，其相当一部分居民开始被流放到美索不达米亚，犹太人有了两个主要的文化中心：巴比伦和犹大。在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330年）时期，流亡者中更虔诚的元素返回了犹大。以重建的耶路撒冷圣殿为中心，他们重新组织成一个充满非凡宗教热情和对《托拉》的执着依恋的社区，而《托拉》从此构成了犹太人身份的核心。 由于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12年至公元前63年）内部的内讧以及罗马人的支持，犹太独立事业在哈斯蒙尼王子统治下暂时取得了胜利。犹太国家繁荣昌盛，甚至吞并了几块领土，但王室内部的不和以及宗教元素的日益不满使犹太民族成为崛起的罗马帝国野心的容易猎物。公元前63年，军事统帅庞培入侵耶路撒冷，犹太民族成为罗马的附庸。 罗马时代的散居 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犹太人已经在罗马帝国广泛分布，当时《西比莱神谕》第三卷的犹太作者，对“选民”说：“每个国家都充满了你们，每个海洋也是如此。”斯特拉波、斐洛、塞内加、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西塞罗和约瑟夫斯等众多见证者都提到地中海城市中有犹太人群体。 在罗马，提图斯拱门依然矗立，描绘着被奴役的犹太人和神庙的物品被带到罗马 / 维基共享资源 亚历山大是散居犹太社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亚历山大的斐洛（死于公元50年）称埃及的犹太居民人数为一百万，占人口的八分之一。巴比伦也有大量犹太人口，因为许多犹太人从未从那里返回犹大。塞浦路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居民数量也很大。据估计，公元前62/61年，小亚细亚的犹太人约有18万。在罗马城，在凯撒·奥古斯都统治初期，犹太人已超过7000人。 阿格里帕一世国王（死于公元44年）在给卡利古拉的一封信中列举了几乎在所有东方的希腊化和非希腊化国家中的犹太散居社区。根据公元1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说法，以色列和巴比伦以外的犹太人口在叙利亚最为密集，特别是在安提阿和大马士革。据说在公元70年的犹太人起义期间，大马士革有1万至1.8万犹太人被屠杀；耶路撒冷被毁灭，希腊和罗马殖民地在犹大建立，以防止犹太民族的政治复兴。然而，犹太人试图在昔勒尼、塞浦路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共和国。这些努力在图拉真于公元115-117年的迫害中被镇压。公元132-135年的巴尔·科赫巴起义期间，犹太人试图收复巴勒斯坦的独立，但被更加残酷地镇压。 公元135年哈德良皇帝统治时期犹太人的驱逐 / 维基共享资源 从那时起，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数量上大幅减少，贫困潦倒，被彻底击垮。因此，他们开始在犹太世界中失去主导地位，精神中心从耶路撒冷的祭司阶层转移到以当地犹太会堂为基础的拉比传统。耶路撒冷被更名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成为了一个罗马殖民地，一个完全异教的城市。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违者处以死刑。一些人，如阿基瓦拉比，因此遭受了殉道。 尽管如此，公元六世纪时，巴勒斯坦有43个犹太社区，分布在沿海地区、内盖夫、约旦河东岸以及加利利地区和约旦河谷的村庄中。被逐出犹大的犹太社区被送往或决定前往中东、欧洲和北非的各个罗马省份。 后罗马时代的散居 散居的犹太人普遍被罗马帝国接纳，但随着基督教的兴起，针对他们的限制逐渐增加。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犹太人在穆斯林国家的境遇通常比在基督教国家更好。因此，犹太知识分子的中心从基督教地区转移到了穆斯林统治的巴比伦，那里在伟大的学府苏拉和蓬贝迪塔已经发展出了强大的学术传统。这些中心还发展了巴比伦塔木德，它被视为比其巴勒斯坦对手更权威的犹太宗教律法和习俗的关键文本。 在中世纪，犹太人逐渐迁入欧洲，最初定居在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后来又迁往莱茵兰的基督教地区。因此，犹太散居分裂为不同的地区群体，今天通常根据两个主要分支来称呼：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东欧和北欧犹太人）和塞法迪克犹太人（西班牙和中东犹太人）。 西班牙的基督教收复失地运动最终导致从15世纪末开始，犹太人被逐出伊比利亚半岛。许多塞法迪克犹太人逃往意大利，其他人前往荷兰和北欧，还有一些人去了中东或北非。与此同时，阿什肯纳兹人口迅速增长。1764年，波兰-立陶宛联邦有大约75万犹太人。当时全球犹太人口估计为120万，主要分布在欧洲、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各地。 驱逐、隔离和暴力袭击困扰着基督教世界中犹太人的每一步，散居中犹太人生活的艰难是锡安主义兴起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种态度背后的感觉是，散居限制了犹太民族生活的全面发展，再加上犹太宗教思想中的弥赛亚思潮，期待弥赛亚作为大卫的后裔，将在圣地恢复犹太人的主权。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暴力袭击以及二战期间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使许多犹太人觉得，如果没有一个犹太国家，散居中的犹太人生活将无法持续。 当今的犹太散居 1948年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建立意味着，此后，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生活在散居中成为了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必然。然而，直到共产主义垮台，生活在前苏联集团的犹太人常常被禁止移民，而其他人则面临经济障碍。 二战后，许多大屠杀幸存者成为以色列的公民，但在2006年左右之前，居住在美国的犹太人数量一直比居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多。2006年，以色列的犹太人口达到530.9万，相比之下，美国为527.5万，其次是法国（49.2万）、加拿大（37.2万）和英国（29.7万）。[1]许多散居的犹太人仍然居住在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以及北非、伊朗、南美洲、印度，甚至中国。 非犹太散居 “散居”一词也可适用于生活在祖国以外的各种非犹太民族、国家或宗教群体。这个术语带有一种流离失所的感觉，因为所描述的人口发现自己与本国领土分离。通常，这些群体表达了有朝一日返回祖国的希望，或者至少是对他们起源地的一种怀旧联系。殖民性移民通常不被视为散居，因为移民最终完全融入定居地区，使其成为他们的新祖国。 达尔富尔冲突期间乍得的难民营 / Mark Knobil 摄，维基共享资源 20世纪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有些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但许多是由于政府行为导致的大规模人口转移。主要的例子包括由于1947年印度分治，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有数百万人转移，以及斯大林为定居远东俄罗斯、中亚和西伯利亚而进行的人口迁移。其他散居是由于人们逃离针对特定民族的迫害或压迫：例如，被土耳其人赶出亚美尼亚的100多万亚美尼亚人，许多人定居在叙利亚；欧洲各民族在二战后苏联的吞并以及铁幕政权之后向西迁移；1975年被伊迪·阿明驱逐出乌干达的数万南亚人；以及1994年逃离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大量胡图族和图西族人。 在冷战时期，大量难民逃离了各个冲突地区，特别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在南美洲，成千上万的乌拉圭难民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军事统治期间逃往欧洲。在许多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人、萨尔瓦多人、危地马拉人、洪都拉斯人、哥斯达黎加人和巴拿马人因政治冲突而流离失所。在中东，许多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家园去其他地方定居，许多伊朗人逃离了1978年的伊斯兰革命。大量非洲人因部落战争、宗教迫害和政治冲突而流离失所。在东南亚，数百万人逃离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共产主义浪潮。 经济移民可能会在祖国以外聚集如此之多的人数，以至于他们也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散居群体：例如，德国的土耳其客工；波斯湾的南亚人；以及世界各地的菲律宾人和中国人。在一个罕见的例子中，在繁荣的西方民主国家内部，人们谈论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新奥尔良或墨西哥湾沿岸“散居”。 散居民族与和平 虽然散居社区有时因助长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而受到批评，但它们也被认为对和平努力做出了贡献，并拓宽了祖国的态度。这些群体有时在其祖国支持亲和平或亲宽容的政党，创造了一种更具多元主义的文化。[2] 散居群体助长民族主义或极端主义的例子包括爱尔兰人、泰米尔人、锡克教徒、穆斯林和库尔德人散居群体中的强硬派。另一方面，散居群体在建立对话和在其宿主社会与祖国之间架起桥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国内和平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尤为明显，那里的散居民族往往比在其祖国时与更多样化的人口互动，并有时采用了其宿主国家的多元主义价值观。例子包括阿富汗人、中国人、爱尔兰人、伊拉克人、犹太人和韩国人等群体。 附录 注释 1. 人口数据来自2006年《犹太人民政策规划研究所》的研究。2008年12月6日检索。 2. 巴哈尔·巴塞尔和阿肖克·斯万，“散居民族作为和平缔造者：祖国冲突中的第三方调解。”《国际和平杂志》XXV（3）（2008年9月） 参考文献 巴塞尔，巴哈尔，和阿肖克·斯万，“散居民族作为和平缔造者：祖国冲突中的第三方调解。”《国际和平杂志》XXV（3）（2008年9月） 布伦纳，弗雷德里克。《散居：流亡中的家园》。纽约：哈珀柯林斯，2003年。 科林斯，约翰·约瑟夫。《在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希腊化散居中的犹太人身份》。纽约：十字路口，1983年。 弗朗西斯科，杰森。《远离锡安：犹太人、散居、记忆》。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6年。 米什拉，苏德什。《散居批评》。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06年。 萨哈尔，霍华德·莫利。《散居：对当代犹太世界的调查》。纽约：哈珀与罗，1985年。 索维尔，托马斯。《移民与文化：世界视角》。纽约：基础书籍，1996年。 最初由新世界百科全书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3.0未本地化许可下发布炒股配资入门知识网。 发布于：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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